江南APP硅谷银行、瑞士信贷风险事件：从金融监管、金融稳定视角的思考本文从金融监管和金融稳定的视角，就流动性风险和银行账簿利率风险管理、非传统金融风险、压力测试体系的优化等进行了讨论江南APP。

　　➤ 在数字化时代，存款的不稳定性加剧，需要进一步思考现有的流动性风险管理框架，是否能够充分反映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以及如何根据数字化时代存款的新特点完善银行的风险管理。

　　➤ 银行账簿利率风险的监管框架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一是持有至到期资产账面价值虚高，难以准确反映利率风险冲击对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影响。二是如继续把银行账簿利率风险放在第二支柱管理，是否应考虑再进一步强化约束。

　　➤ 重视对非传统金融风险的管理、监测和评估。基于中小银行资产负债结构的变化趋势，可以将金融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分为三层：一是传统金融风险监测预警体系；二是新型金融风险监测预警体系；三是数字金融Fintech创新风险的跟踪预警体系。

　　➤ 下一步可基于国际经验教训，进一步优化我国压力测试框架体系，不断增强压力测试的前瞻性风险捕捉能力，提高压力测试的权威性、硬约束性。

　　➤ 当市场处于恐慌状态时，必须把防范系统性风险放在首要位置。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把防范系统性风险放在首位，不代表用公共资金为金融部门的“坏蛋”买单。

　　* 本文系作者2023年4月15日在2023·金融四十人15周年年会平行论坛专场二“金融风险、发展与安全”上的发言整理稿。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学术观点，不代表CF40及作者所在机构立场 。

　　近期，硅谷银行、瑞士信贷等欧美银行接连出险，引发了社会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担忧，欧美金融市场持续波动了一段时间。以硅谷银行为例，其出险既有宏观利率环境的因素、也有风险管理失败和风险预警早纠不到位的原因，本文从金融监管和金融稳定的视角，就流动性风险和银行账簿利率风险管理、非传统金融风险、压力测试体系的优化等进行了讨论。

　　根据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的统计，1984年之前美国银行的数量大致稳定在18000家左右。从1984年至今，美国银行数量从17901家下降到4706家。

　　从2001年至2022年，美国银行机构总体数量缩减超过一半，从9614家缩减至4706家。从资产规模看，美国大型银行（资产规模2500亿美元）数量从3家增长至13家，资产占比从19.59%上升至55.45%；中型银行（100亿美元资产规模2500亿美元）数量从98家增长至145家，资产占比从47.44%下降至30.05%；小型银行（资产规模100亿美元）数量从9513家缩减至4548家，资产占比从32.97%下降至14.50%。

　　有观点认为储贷危机爆发和当时美国采取的强力紧缩政策有关。1980年8月至1980年12月，短短4个月，美国有效联邦基金利率由8.86%跃升至19.32%，是美国历史上加息节奏最快、最为陡峭的时期之一（见图1）。此后，银行开始大规模出险，1981年至1995年，美国有近3000家银行倒闭或被救助。1984年至1995年，美国中小银行数量从1.79万家下降到1.2万家，减少约5900家。

　　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前夕，2004年6月至2006年6月，美国有效联邦基金利率由1.38%攀升至5.08%（见图2）。在经历了两年的漫长加息周期后，2008年至2014年，美国有500多家银行倒闭或被救助，美国中小银行数量从0.83万家下降到0.65万家，减少约1800家。

　　从2022年3月起，美联储开启了新一轮加息，有效联邦基金利率由0.08%一路上涨至4.83%（2023年4月21日），累计涨幅475个bp（见图3）。受持续加息影响，银行所持金融资产市价下跌，形成“浮亏”，中小银行面临流动性压力，变卖资产，“浮亏”变“实亏”。从3月10日到12日，美国境内三天倒闭了硅谷银行、签名银行两家银行，6家银行被评级机构列入“负面观察”名单，多家银行股价持续波动。目前，硅谷银行等事件的影响有所平息，但还需进一步观察。

　　中小银行的数量下降，是其跨周期管理能力、市场竞争、数字化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市场自由竞争、优胜劣汰的体现。客观地看，相比于大型银行，中小银行确实对宏观经济波动的敏感性更高、脆弱性更强、受影响更大，应对技术的能力更弱。美国历史上的银行倒闭潮和近期硅谷银行事件似乎也说明了：美联储的加息周期增加了美国中小银行的脆弱性。

　　对中小银行而言，一是要提升宏观风险管理能力，保持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敏感性，提升跨周期管理能力。这样说说比较容易，但是这对中小银行其实难度很大，其人力资本、团队等很难和大银行相提并论。应对技术也同样如此。二是中小银行要不断完善风险管理机制，有效管理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尤其是要管好利率风险和汇率风险。三是银行对宏观微观风险负主体责任、第一责任，但是监管的有效性也要提高。

　　4月12日，西班牙央行行长、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主席Pablo Hernandez de Cos在国际金融协会会议上提出，健全的风险管理和稳健的治理实践是银行管理的基础。反思近期欧美银行风险事件，不仅暴露出商业银行在风险管理方面的问题，更对完善流动性风险的管理框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硅谷银行及其境外子行都出现了短时间存款大量流出的现象，相较于过去银行柜台存取现金，数字化时代的存款有以下新特点：

　　一是存款稳定性低。受信息社会发展和储户理财意识增强的影响，存款的利率敏感性变得更高。同时，支付业务日益“7×24小时”化，不再受限于线下网点营业时间。

　　二是传言秒传天下，声誉风险、舆情冲击的影响被强化。在社会自媒体广覆盖的背景下，舆情传播速度极快、传染性超强，一旦银行出现负面舆情并在网上传播，极易导致“存款搬家”，甚至风险会外溢至其他同业。即使在发现舆情后立即处置，往往伤害已经发生。

　　三是“一键挤兑，银行闪崩”。传言通过自媒体传播快，存款线上流失的金额大、速度快、控制难，一旦出现类似硅谷银行的存款流失率，“一键挤兑”将瞬间“击穿”银行备付头寸。传统的柜台展示现金、张贴金融管理部门公告等措施，根本满足不了新形势下应对“一键挤兑”风险的需要。

　　目前，商业银行管理流动性的监管指标主要有两个：流动性覆盖率（LCR）和净稳定资金比例（NSFR）。

　　LCR衡量的是银行短期流动性状况，是优质流动性资产和未来30天内预期现金净流出量（流出量-流入量）的比值，其中现金流出量是银行各项负债与其流失率乘积之和。硅谷银行出险后，3月9日就有420亿美元存款流出，美联储迈克尔·巴尔在关于硅谷银行的听证会上表示，3月10日早晨，根据储户提款要求，预计当日将有1000亿美元存款流失。仅两天时间，硅谷银行的存款流失量就达到其总负债的73%左右（流出的存款大部分不受存款保险保护）。但在LCR的计算中，零售和小企业客户不受存款保险保护的存款的流失率仅为10%，其他企业非业务关系存款的流失率为40%，远远低于现实发生的情况。

　　NSFR反映银行中长期流动性状况，是可用稳定资金和所需稳定资金的比值，要求银行在持续压力情景下，仍有一定的稳定资金支撑一年以上的经营和生存。和硅谷银行同期出险的瑞士信贷，2022年末存款为2451亿瑞郎，仅第4季度就流失1437亿瑞郎，流失率约为37%。但同期NSFR指标为117%，仍超100%的监管要求，且较上季度仅下降19个百分点，未能充分反映其真实流动性水平。

　　流动性风险管理的内涵是随着金融市场的变化而不断完善的。在数字化时代，存款的不稳定性加剧，需要进一步思考现有的流动性风险管理框架，是否能够充分反映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以及如何根据数字化时代存款的新特点完善银行的风险管理。当然，也要平衡好流动性和收益性的关系，只强调流动性，忽视收益性，也会出问题。

　　由于硅谷银行的特殊商业模式，大量科创企业客户受加息周期影响，提现需求集中增长。为了满足客户的需求，硅谷银行选择抛售债券获取流动性，使得持有至到期债券的账面“浮亏”成为“实亏”。在硅谷银行的抛售操作下，流动性危机最终升级成为偿付危机，其失败的银行账簿利率风险管理值得关注。

　　银行账簿利率风险是巴塞尔Ⅲ框架中第二支柱的重要内容，根据巴塞尔Ⅲ和相关会计准则，记录在银行账簿上的交易活动以摊余成本计价（如持有至到期资产、发放、应收款项等），利率风险导致的损益变动不完全体现在当期利润中。银行账簿利率风险水平和风险管理是监管部门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的重要内容。与银行账簿相对应，交易账簿“盯市”计价，利率风险导致的损益变动立即体现在当期利润中，利率风险纳入第一支柱中的市场风险加权资产部分。

　　在硅谷银行案例中，其将住房抵押债券（MBS）记入持有至到期资产，资产市值波动不会直接体现在损益上，只有出售才会确认损益，并采取了久期策略管理资产。当利率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时，就会产生利率风险，给风险爆发埋下了隐患。其资产端的持有至到期资产公允价值762亿美元，较账面价值下降151亿美元，加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浮亏25亿美元，未实现损失合计176亿美元，超过了其163亿美元的总股本。

　　银行账簿利率风险的监管框架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一是持有至到期资产账面价值虚高，难以准确反映利率风险冲击对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影响。早在2016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出台《银行账簿利率风险监管标准》时，就曾考虑过将银行账簿利率风险纳入第一支柱，但受各方意见的影响，还是采用了“强化第二支柱法”。鉴于硅谷银行案例，若利率中枢急剧上升，第二支柱要求能否准确评估银行账簿利率风险有待进一步验证。

　　二是如继续把银行账簿利率风险放在第二支柱管理，是否应考虑再进一步强化约束，例如在计量银行账簿利率风险时，加重利率冲击情景。巴塞尔Ⅲ对美元资产设定的利率冲击幅度为：平行冲击（200bp）、短期冲击（300bp）、长期冲击（150bp）。美联储从2022年3月至今加息9次，幅度已经达到475bp。以美联储激进加息背景为例，是否应在计量银行账簿利率风险时设定更加严格的利率冲击条件。

　　近期，我们也观察到国内一些中小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正在发生变化。从资产端看，有些银行的占总资产的比重低、非类资产占比高。从负债端看，有些银行的居民储蓄比重低，批发性资金来源占比高。这种商业模式是市场演化的结果，是多样化商业模式的一种，问题是这些商业银行是否都具备了相应的微观和宏观风险管理能力。

　　监管部门的监管能力也要能跟得上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的这种变化。基于中小银行资产负债结构的变化趋势，可以将金融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分为三层：一是传统金融风险（商业银行为主，信贷资产为主）监测预警体系。二是新型金融风险（非信贷资产为主，新型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产品）监测预警体系。三是数字金融Fintech创新风险的跟踪预警体系。随着数字货币、人工智能等各种概念层出不穷江南APP，需要越来越重视第二层和第三层预警体系。

　　压力测试从产生之初就是一个动态、开放的框架体系江南APP，可以通过复盘风险、识别新的风险点、梳理新的传导路径，不断完善压力测试框架体系。近期欧美银行业危机中，监管压力测试未能前瞻性识别风险。

　　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奥巴马政府要求美国金融管理部门联合对19家银行控股公司开展压力测试，意在评估资本救助对象和测算救助金额。后因测试结果好于市场预期、有效缓解了市场恐慌，发展成为强制监管行动，包括两类：监管压力测试和综合资本分析审查监管体系（CCAR）压力测试。

　　一是自上而下的监管压力测试。最初，参试对象是并表资产500亿美元以上的银行控股公司及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指定的非银行金融机构。2018年特朗普政府决定对金融机构实施分类监管（共五类），压力测试参试门槛为1000亿美元，2020年起开始实施。其中，总资产超过2500亿美元的前三类机构需每年参试；资产在1000亿美元至2500亿美元之间的第四类机构每两年开展一次。

　　二是自下而上的CCAR压力测试。开始于2010年，要求银行控股公司结合自身资本规划（股息分红、股票回购或增发等），测算未来压力情景下的资本充足性。CCAR是对监管压力测试的补充，一般机构会共用一套系统（测试模型、压力参数等）。

　　美联储会基于监管压力测试结果，确定单家参试银行差异化资本监管要求。测试结果具有极强的约束力，对于压力测试结果不理想的机构，美联储可以对其分红加以限制，或者临时设定更严的资产负债比例要求。

　　一是监管要求放松后，硅谷银行没有纳入压力测试范畴。美联储迈克尔·巴尔在关于硅谷银行倒闭的听证会上介绍，硅谷银行在倒闭时属于“第四类”机构，适用的审慎标准更为宽松，包括更低频率的压力测试、更宽松的资本规划和流动性风险管理标准。硅谷银行资产规模从2021年以来迅速扩张，但由于过渡期安排和两年一次压力测试时间要求，硅谷银行直到2024年才需要开展压力测试。发达经济体更多地关注大型金融机构的偿付能力，但中小金融机构的承压能力更弱、风险脆弱性和传染性更强，在新兴风险不断涌现的当下，中小金融机构同样可能在风险积累和市场恐慌中酿成系统性风险。

　　二是压力测试预设的情景未能模拟到当前的极端冲击。以美联储设置的压力情景为例，其预设严重不利情境下2022年美国CPI为1.3%-2.3%，而2022年美国实际CPI为6.5%-9.1%；对2023年1季度10年期国债收益率预设为0.9%，实际为3.34%，在此情境下当年美大型银行均通过测试。此外，美国压力测试中严重不利情景下的长期利率最高仅上升至1.5%，远低于2022年末实际值3.9%，并未能将利率大幅上行纳入测试假设情景，对极端风险的覆盖范围有限。

　　压力测试能否有效发挥风险预警作用，与压力情景是否合理完善、参试银行范围是否全面、测试指标是否具有前瞻性高度相关。中小银行压力测试能力远远弱于大型银行，大型银行的压力测试能力在很多国家要强于监管部门。下一步可基于国际经验教训，进一步优化我国压力测试框架体系，不断增强压力测试的前瞻性风险捕捉能力，提高压力测试的权威性、硬约束性，不能仅仅停留在研究报告层次，应更好地发挥其在微观审慎监管、宏观审慎管理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方面的重要作用。

　　在风险处置过程中，各国金融管理部门可能会面临相当大的压力和压力。有些观点批评动用公共资金去救助金融部门的“坏蛋”。因此，在硅谷银行的处置中，美财政部、美联储和FDIC反复强调“与硅谷银行破产有关的任何损失都不会由纳税人承担”。

　　当市场处于恐慌状态时，必须把防范系统性风险放在首要位置。硅谷银行风险处置伊始，金融管理部门宣布依法保障25万美元以下存款，不到几天后，又援引“系统性风险例外”条款，宣布所有存款100%保障。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把防范系统性风险放在首位，不代表用公共资金为金融部门的“坏蛋”买单。在硅谷银行的处置中，美国金融管理部门始终强调，无辜的存款人全额保障，但是股东和无担保债券持有人不受保护，问题高管全部“下课”，追回不当高额薪酬，实施严厉处罚，对再次进入银行业采取限制措施。也就是严肃追责问责，坚决追赃挽损，减少损失。